发表于 2019-01-10 14:54
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，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报人生涯。他青春年华的精力、智慧、才气，都无私地奉献于此，这些报刊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实证。
《新社会》和《人道》
1919年11月1日，瞿秋白等编辑的《新社会》正式面世，那年，他只有21岁。
他在《新社会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，如《革新的时机到了》《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》《中国的劳动问题？世界的劳动问题？》《知识是脏物》《自杀》《小小一个问题———妇女解放问题》《社会运动的牺牲者》《社会与罪恶》等等。
这些文章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，鼓吹“实现真正的民主、民治、民本的国家或世界”。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凄苦生活现状，寄予了深切的怜悯之情，并欲为他们找寻一条自新之路，而为达此目的，“非创造新的信仰、新的人生观，改革旧制度，打破旧习惯不可。”
多年后，他回忆说：“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，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，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……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、瞿世英、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《新社会》杂志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。”在编辑《新社会》17、18、19号时，他才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憧憬，并较为鲜明地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，明确地指出，改造社会必须实行“激烈的改革运动—革命—根本的改造。”
《新社会》以全新的风姿，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，传播面可达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。同时，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。1920年5月，仅出版19期，便被迫停刊。8月5日，《新社会》的原班人马又创起《人道》月刊。
在旧中国，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，未免太弱小，太不自量力。反动势力仍视《人道》为异端，因此，《人道》的创刊便成了它的终刊。
《晨报》特派记者之路
1920年10月，瞿秋白应聘担任《晨报》特派记者，踏上了风尘仆仆的苏俄之路，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：“灯塔已见，海道虽不平静，拨准船舵，前进！前进！”
在旅途中，他抓紧时间采访、调查，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，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，分别寄给《晨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。1921年1月25日，他到达莫斯科，在《真理报》的帮助下，参观了很多地方。而最令他难忘的是，在苏俄期间，曾有幸见过列宁，并与其当面交谈。
他的长篇通讯《共产主义之人间化——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》，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，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，《晨报》在刊用时，竟连载了27期。
两年的时间，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，上自苏俄领袖，下自平民百姓，去过工厂、乡村，调查了苏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民族等各个领域，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。《晨报》以“莫斯科通信”专栏发表了40多篇通信，共有16万字，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，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。
1922年底，他踏上归国的旅程。
编辑中共中央报刊
回国后，他担任《新青年》季刊和《前锋》的主编，并参与《向导》的编辑工作。1923年6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复刊改为季刊。瞿秋白将其编成“共产国际”专号，封面和刊名都由他设计和题写。时隔半个月，《前锋》创刊，他又撰写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》《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》《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》等。他的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《向导》上发表。《民国日报》《东方杂志》等也常有他的文章。
《新青年》和《前锋》，深受党内读者喜爱，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印象，并为几年后，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1925年1月，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并任中央局宣传委员，负责主编《向导》。
五卅惨案发生后，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。6月4日，《热血日报》正式出版发行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。他题写报头，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。
《热血日报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对于指导五卅运动，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。《热血日报》很有读者群，销售量竟达3万份，以至山东、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。6月27日，《热血日报》出至24期后，便被封禁了。
编辑的最后两份机关报
八七会议后，中共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，决定创办《布尔塞维克》，以代替已经停刊的《向导》，由瞿秋白、郑超麟等组成编辑委员会。
当八一南昌起义、湘赣边界起义和朱德、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，《布尔塞维克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。广州起义爆发时，《布尔塞维克》连出三期专刊，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，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。
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和前途，撰写《武装暴动问题》《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》《两个国内战争》和《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》等文章。
半年后，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，担任《红色中华》报社长和主编。他对《红色中华》最显明的贡献，是培养了一支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，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。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他被留守在江西，继续主编《红色中华》，他的部下庄东晓回忆道：“主力北上了。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……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，《红色中华》照样按期出版……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，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，行前，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：‘下去后，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，经常给《红色中华》写稿。’”（人民政协报 张家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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